周龙、陈怡:古典未死,创“新”难得

中国乐器行业网 2011.07.06

《琴箫引和剑舞》、《藏乐二首》,这是陈怡的作品。《磬灵》、《太平鼓》,这是周龙的作品。来自北京新乐团的三位年轻音乐家带着听众在周龙和陈怡的作品中穿梭。

6月12日晚,“陈怡、周龙室内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开幕。两个月前,周龙作品《白蛇传》获得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从1978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如今三十余载。周龙、陈怡与代表中国“新潮音乐”最高成就的中央音乐学院“78级”一起,经历了一代音乐人的命运和抉择。

正青春

“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作曲家来反映当代的心声。”

“这次音乐会是1986年出国后,我的作品第一次回到广州。”陈怡说。

陈怡出生在广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父亲的熏陶,她三岁便师从郑日华学钢琴,四岁师从李素心学小提琴,得过广州市少年小提琴演奏的一等奖。陈怡的姐姐陈敏、弟弟陈元也先后走上音乐之路。

“我父亲每次听唱片的时候都会半开玩笑地和我说,‘阿妹,有一天你要能像梅纽因那样,拉自己创作的音乐,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陈怡说,自己那时就慢慢有了要成为作曲家的念头,也意识到了作曲家的伟大。父亲还告诉她,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作曲家来反映当代的心声。

1966年,陈怡15岁,“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怡被分去了广州市64中学。“其实就是上山下乡,”陈怡说,64中把他们送去部队学军,主要工作是修建防御工事,此外还要种菜、种水稻。

下乡生活的主色调是黯淡的,拉琴必须偷偷摸摸。“那时只会在宣传队拉上几曲革命歌曲,根本不敢奢望自由自在地拉琴。”直到1970年初的一天,正在田里劳动的陈怡,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当晚坐一辆专门来接她的吉普车回广州。到了广州,陈怡才知道,广州京剧团当时为了演样板戏,急需凑一支管弦乐队。

面试时,陈怡拉完几首曲子之后,乐队的人就给了她一本《智取威虎山》的小提琴谱,要她用最快的速度拉其中一部分,她很快就拉完了,“拉完以后就说不要走了,当天晚上就彩排,第二天就接受审查。我就这样在广州京剧团待下来了。”

“文革”期间,由于江青的提倡,样板戏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允许出现的文艺作品。样板戏虽脱胎于传统京剧,但在伴奏上又采用交响化,往往是西洋乐器和中国传统乐器混搭的局面,小提琴好手陈怡正是剧团需要的人才。

陈怡在京剧团一待就是八年。她说,当时京剧团用的主要是简谱,而自己从小学的都是五线谱,经过锻炼,很快就能在简谱上自由转调,这对她后来作曲的帮助非常大,能够自如地在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之间转换。

京剧团的乐队像个大杂烩,除了管弦乐队外还有一个民乐队,包括了琵琶、大三弦、扬琴、二胡、阮等传统乐器。陈怡有时候也需要在一些像《沙家浜》这样不需要西洋乐队的戏里面弹民乐,于是几乎所有民乐的弹奏技巧都掌握了。

陈怡也开始在京剧团里编曲。“当时经常要下乡演出、进部队演出,往往是在空地上拉起一块幕布,搭个台子就马上演。”为了避免冷场,经常会把乐团也拉出来演出,但曲目无外乎革命歌曲和一些民间音乐,非常单调,所以从那时起,她就创作了很多京剧小戏的配乐、幕前戏。“后来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时,图书馆员打开仓库要我随便拿,里面几乎全都是我编的曲。”

1970年,当陈怡正式进入广州京剧团时,周龙还在北大荒。17岁的周龙是一个拖拉机手。虽然出生于音乐世家,但他从小对古典音乐缺乏耐心,“我妈妈五岁时就开始让我学钢琴,她特别希望我能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我实在是坐不住,到七岁时就放弃了。”周龙说。16岁时,他“上山下乡”到了北大荒。周龙记得,有一个上海知青躲在被窝里偷听苏联的对华广播,里面有很多中国戏曲节目,他非常喜欢。第二天上海知青就被人告发,全连不上工,不下田,开批斗会批判他偷听敌台。“想听点传统音乐,还是从苏联听都不行。”

五年后,周龙因为一次意外的工伤回到北京看病。养病期间没什么事干,母亲就把她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同事请回家给周龙上课,“都是像黎英海先生这样的老音乐家,他们教得都非常有耐心,几乎把作曲理论都教完了。”回到北京后他不想再回北大荒了,但户口没法回京,于是父母便托人将他挂靠到了离北京不远的张家口市文工团。

在张家口市文工团,周龙几乎什么都干,编曲子、配乐,还拉大幕。张家口市位于内蒙古、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处,汇聚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内蒙古的“二人台”等不同的民间戏曲。“文工团也是鱼龙混杂,几把二胡、几把小提琴能组合到一起,竹笛和长笛也能混到一起。在文工团打低音鼓的,之前在山西梆子团里打鼓。”周龙说,当时是能将就就将就,一个小乐团能弄出大动静来,就能直接上台。在文工团的“将就”无疑拓宽了周龙对音乐的视野。

周龙和同事去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采风。蒙古族和鄂伦春族的小孩五六岁就能骑在马背上唱蒙古歌了,歌声悠扬,风声飒飒,周龙至仍记得。

一次采风回来的路上,周龙在火车上听到了全国即将恢复高考的新闻。他非常激动,和几个同事直接坐着火车就去了北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也没有特殊的情感,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除了作曲系,其他专业都不大合适。”周龙说。那是1977年。

78级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78级堪称中国当代作曲界的“梦之队”

1977年,在邓小平主持下,高考重新恢复。积压了近十年的知识青年喷涌而出,仅中央音乐学院就有近两万人报考。即使是相对冷门的作曲系也有上千人报考,而仅录取了32个人。“当时没想到自己能考上,牛人太多了。”周龙说,高考时,除语数外和乐理知识外,还考了13门专业课,初试、复试用了近一周时间。在这期间,不仅要求他们当场根据题目写歌,甚至还写了一篇《当我听到东方红》的命题作文。

陈怡是在广州参加的高考。考乐理知识时,她发现考卷上印错了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学了二十多年音乐的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印错了。”陈怡说,她当时把这个问题告诉了监考老师吴祖强,“他和三个监考把卷子拿去研究后发现确实错了,马上要我们更正过来。”吴祖强后来也成了陈怡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指导老师。

1978年春天,周龙和陈怡分别收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78级的一员。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78级堪称中国当代作曲界的“梦之队”,除周龙、陈怡之外,它还培养出包括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陈其纲、苏聪、刘索拉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曲家。

虽然同学们的天赋十足,但“文革”后的中央音乐学院百废待兴。“刚好那会又逢唐山大地震,入学以后连个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周龙说,女生住在学校小礼堂的大厅里,睡的是上下铺。男生则直接住进了搭在校园里的防震棚。“也没有什么书可读。”图书馆的书和资料“文革”时都被当做“毒草”下架,由于高考决策下得非常匆忙,书和资料都还没来得及上架,乱七八糟地堆积在图书馆里,也没人去搭理。

经历了“文革”磨难的那代人学习起来异常刻苦。“我和陈怡都算是有点基础的,虽然我钢琴不好,但是至少我还练过。”周龙回忆道,当时很多外地同学甚至连钢琴都没见过,为了练好钢琴经常会出现抢琴房的情况。“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并不缺琴房,有将近两栋楼都有钢琴,在亚洲都是数一数二的。”周龙笑着说,“那时候经常有人占着琴房一直不停地练,你就不得不去抢了。”

学生们做完曲子后需要用小提琴和钢琴试谱,灌成录音才能寄出去评奖。但当时作曲系的学生根本请不到小提琴和钢琴系的同学帮忙,于是识谱很快的陈怡成为同学试谱的理想对象,“她的小提琴是专业的,钢琴也很快,不管什么谱子,马上就能弹出来。”周龙说,热心的陈怡当时花了大量时间帮同学试谱,经常从早到晚都在帮同学拉琴,几乎把全班所有同学的曲子都弹了一遍。“等回头一看,陈怡发现很多同学都开始写变奏曲了,她就急了,因为她把时间都花到帮人家拉琴去了。”周龙笑着说。

作曲系的老师针对学生因材施教。“老师觉得我们这一代,虽然来自不同的省份,有着各自的背景,但他们很早就有一种意识,要求我们在学校时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作曲家来创作。”周龙说,老师非常重视民族音乐在创作中的作用,“那时是必修课,循序渐进,非常扎实。”一年级时系统学习各个地区的民歌,二年级时则学唱各种地方戏曲,到三年级时则分门别类,全面、系统贯通。“这些民族音乐帮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音乐语言。”周龙说,现在很多音乐学院把民族语言都设成了选修课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是从民族音乐中得了益。”

除了系统学习民族音乐外,每年暑假,老师还会组织采风队去农村采风,“我们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又回到农村。”周龙说,采风时就背着一个葵花牌小录音机,遇到山民就请他们唱几个歌。山民唱出来的内容也没法准确地记下来,“更多时候是在感受他们唱那些山歌时的气质,简单的几个音里就能把山歌的豪放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怡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多耶》就是在这时创作出来的。1980年,作曲班前往广西采风,侗族村子点起了巨大的篝火,围着篝火跳起了传统的多耶舞。陈怡说,多耶舞中围着篝火转一跺一跺的节奏性和不同乐器组成的多和声深深吸引了她,回来之后很快就以“多耶舞”为基础创作出了一部钢琴独奏曲,后来又把它变成了一部小型室内乐。

与此同时,陈怡的其他同学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随着作曲家们音乐理念不断成熟和影响加大,这种新兴的音乐表达方式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后来被统称为“新潮音乐”。但在周龙看来,将当时他们的探索称之为“新潮音乐”并不准确,“我们的音乐语言和源泉都是从中国民间来的,我觉得说当时形成了一个中国的民族乐派可能更准确。”

1982年,周龙和陈怡双双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早已萌生爱意的两人很快便走进了婚姻殿堂。之后,陈怡继续在吴祖强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周龙则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作室工作。

周龙那时倾心于中国传统乐器谱的写作,“当时有人约我写了《空谷流水》,”周龙说,这个曲子后来被灌成了唱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又约周龙为他们正在制作的广播剧《老人与海》创作了配乐《渔歌》,之后他又专门录一套英语的广播音乐会,“其实那时候影响就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不久,华裔作曲家周文中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到中国为作曲系博士班招生,周龙的作品被提交给了哥大艺术委员会,很快哥大的录取决定就下来了,周龙成了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博士班在中国招的第一人。

“通知下来时我才意识到我马上要去美国了。”周龙说,当时只有两个月时间,“当时英语也不会,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我还是决定要去了。”那是1985年。

去美国

“当时就觉得特开心,觉得这就是美国文化。”

周龙到美国后一直在学英语。“语言不行,听课都听不懂。”虽然哥伦比亚大学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但只包括学费,无论是生活费还是上英语班的钱都得自己解决。“刚开始除了读英文就是到处打工,送报纸、到东亚文化中心当口语老师这些活都干过。”周龙说,那时和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帐篷里的感觉差不多,非常痛苦。除了语言的差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内容也让周龙有些无所适从,“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流派,一下懵了,不知道该从哪开始了,整个人都非常迷茫。”

陈怡比周龙晚一年到美国。到美国的第一天,她就去街头拉琴了。“我是大半夜到的纽约,谭盾第二天一大早就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出去玩,不要闷在家里。”陈怡说,当时他们就和谭盾、胡咏言在纽约的公园里乱逛,等到天蒙蒙黑,他们找了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吃完饭之后,谭盾和胡咏言就带着她和周龙到街上拉琴,“当时胡咏言跑到林肯中心图书馆故意借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小提琴二重奏的曲子,我们就站在纽约下城的街边拉琴,把琴盒打开,让周龙在一边当托儿,要他放了五块钱纸币在里面。”陈怡笑着说,刚开始因为天色太早,她穿了一双新球鞋,怕被人看出破绽,于是让谭盾和胡咏言先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时,就换陈怡上,“拉了一个钟头左右,胡咏言蹲在地上数了数琴盒里的钱,说晚饭钱回来了,我们才收摊回家的”。

陈怡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沮丧,“当时就觉得特开心,觉得这就是美国文化。”不到一星期,陈怡就开始到钢琴学校兼职上课,“几乎每个星期五下午、晚上和周末我都是在教钢琴。”不久后她考上了周文中教授主持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助理,处理和中国的来往信件。她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赶最早一班地铁,长此以往,附近大酒店的门童都记住了这个小个子的中国女孩。陈怡说,在纽约读书时没有过一个周末,但挣钱支付两人的吃住和周龙学英文的钱也足够了。

在纽约的前两年,周龙去了不少音乐会,“当时也舍不得买票,更多时候是在休息时混进去。”周龙和陈怡经常在音乐厅附近等中场休息,有时就趁着中场休息时混进去,有时向那些中途退场的观众讨票,“他们也会很高兴把票让给我们。很多时候只听了半场,但也能听到不少东西。”

除了音乐会,多元的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堂。“每周末教完琴,我都是饿着肚子回家,坐地铁的时候,总能听到黑人打钢鼓、吹萨克斯的表演。”陈怡回忆道,他们表演得实在是太精彩了,自己就饿着肚子站在地铁里一首首地听,一直到自己筋疲力尽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有时候,为了听不同地铁站的艺术家的表演,陈怡还会在地铁里不断地换乘,绕来绕去,也不愿意回家。

“对我来说,出国之后接触到这些,确实丰富了不少,特别在节奏上。要知道,我们不仅仅创作古典音乐,更重要的是要创作新的音乐,能够吸收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节奏。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非常大。”周龙说。

八十年代迎来了“出国热”,周龙和陈怡的很多同学也纷纷去了美国。“那时我们经常在纽约下城一个叫莫扎特咖啡馆的地方聚会。”陈怡说,当时水蓝、胡咏言找到工作后就立马跑到纽约请他们大吃一顿。叶小钢刚到纽约时也是住在陈怡家,而陈怡也没有错过谭盾的每一场音乐会。

但这群同学在音乐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可能也和我们之前的经历有关。”周龙说,他们的创作取向非常不同,有的朝着严肃的学术型音乐发展,有的朝着娱乐型音乐发展,有的则喜欢做盛会音乐,“有的人做起了电子音乐,甚至是影视音乐,真正做严肃音乐的人大概也就那么几个”。

做严肃音乐的人中就有周龙,而且他选择是严肃音乐中最“学院”的无调性音乐。“当时在我们这一拨人里,我是写室内乐写得最多的,我们好多同学都是写管弦乐、写戏、写舞蹈。”当时就有人给周龙戴了个帽子,说他落到了无调性的学院派的圈子里,国内外几乎都没有人演他的作品。

之后,周龙的作品陆续赢得法德作曲首奖等大奖,慢慢为他的选择累积了自信。而从2001年开始,他和陈怡开始在大学执教。

2007年,周龙受波士顿歌剧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委托为歌剧《白蛇传》作曲。2011年4月,《白蛇传》获得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普利策音乐奖是美国学院派音乐的最高殊荣,也是当代作曲家能得到的最高肯定。

去纽约领取普利策大奖时,周龙没有特意准备感言,到了会场才发现,别人都在等着他,鼓着掌要他说几句。在听了自己之前一个得奖者的发言后,周龙心里有谱了,“他当时一直在说古典音乐正在死亡。”当周龙走上舞台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能拿到普利策奖非常荣幸,但我觉得陈怡应该先得,“他们当时就哄堂大笑。”笑声平息后,周龙接着说,“刚刚那位先生说,古典音乐在死亡,但是古典音乐正在现在的中国兴起,你们怎么能说古典音乐死亡了呢?”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你真的说了第二句话?”第一次听周龙说这个细节的陈怡有些不相信。“说了,我当时就说,一个艺术门类,它不是股票,不可能说死就死了,只能说这时可能是低潮期,或者那时是高峰期,没有一下就死亡的。”周龙严肃地说。

从1978年入读中央音乐学院,已三十余年,回顾来路,周龙说,有艰难,但也是人之常情,他强调“我们这个班里面,就我们两个人是全职教授”。在美国,严肃音乐与影视音乐界限清晰,你一旦“下海”,就“拔不出来了”,而他们选择了前者。

对话

周龙:既要学洋人不懂的也学中国人不懂的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习惯上,我们一般把你们77、78级的大部分作品称为“新潮音乐”,但是你当时并不太热衷这一类创作?

周龙: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的作品都还是走得比较传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当时我们说很实验性的作品,其实在美国、在德国60年代就有人做了。他们出现这一类的作品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比如说二战结束有很大关联。但至于说,这种做法适不适合80年代的中国文化背景?我倒没有感受到有什么直接关联。

硬搬这么一套东西安到我们传统文化上,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都很不自然。比如简约派,是很典型的反映六七十年代美国越战时的音乐,他们有着一种文化背景,所以非常喜欢。但对我来说,我看着就想睡觉,因为我完全没有那个文化背景,六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都是时代的产物,你硬套是套不上的,我也曾尝试过一些实验性的音乐,但是最后都放弃了。所以从音乐学院一直到现在,我的风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南都:但当时很多你的同学都有在做这样的尝试。

周龙:我们班的同学普遍地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尝试,都在寻找自己的语言。当时这种尝试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我觉得也正常,模仿是每个人学习的途径。但最后这个作品是不是你自己创新的取向,就很难说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我,所以我也没有做那种直接的模仿。当然你如果说我的作品有没有模仿的嫌疑呢?也有。比如说我以前写管弦乐就曾受到意大利印象派的影响,但是我不是直接把他们的程式和配器全抄过来,而是不断接近他们,用他们的做法来创作我自己的东西。

南都:你对“无调性”创作的坚持,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周龙:1984年,我快毕业前写的《太平鼓》、《幽兰》,你听一下就很明显能感受到它是调性的写法,是以旋律为主的,也可以明显听出一些受打击乐结构影响的地方。那时候也想跳出来,但就是跳不远,主要还是在使用民间元素在进行创作。

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就开始做了很多尝试,当时出了《空谷流水》的唱片后,就有人评价这是“对过去三十年的思维定势做了一个主动的冲击”。当时还做了一批广播音乐会,之后很快便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典型的无调性代表,在美国被称为“学院派”,要知道,“学院派”实际是个贬义词。

沉寂两年之后,我写了我的第一个无调性作品《无极》,之后又创作了像《禅》、《定》这样的无调性作品。还创作了一套室内乐,也是无调性的。这时候就有人给我戴帽子,说落到无调性的圈子里了。当时国内外都不演我的作品,不过我也不后悔这个选择,通过这一时期的创作,我掌握了这个领域和这种风格的诀窍,而且通过我写这一套室内音乐作品,真正把我原来五声或者调性以及规范性的创作方式打破了。

但没想到的是,《定》后来获得了德国国际室内乐作曲比赛首奖。得了这个奖以后,我就开始来情绪了,又创作了不少无调性的作品。得这个奖说明我选择的这条路并不是一条死路,“无调性”的创作方式就坚持了下来,一直到现在。

南都:你的作品中中国的元素非常丰富,那怎么样让那些外国音乐家在演奏你们的作品时来理解其中的中国元素呢?

周龙: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是最现代的教育,致使我们两人能用西方音乐最精确的记谱法记录下我们所有中国元素的表现,所以我们的谱子,即使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所有的老外都能奏出。

这对作曲家的要求也非常高,如果你不了解西洋乐器的性能,如果你不了解如何用西洋乐器来表达中国音乐,而且你不知道中国音乐语言的特性,你就不可能拿西洋乐器来学中国的音乐语言,所以你必须两样很精通,才能把它融为一体。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和成果,既要学洋人不懂的,也学中国人不懂的东西。

简历

周龙: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苏夏。1985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赴美攻读,师从周文中、达维多夫斯基和爱德华兹。1993年获音乐艺术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堪萨斯城音乐舞蹈学院全职作曲教授。2003年获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成就奖。主要作品包括:《禅》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五重奏、《天灵》琵琶与室内乐团(获美国巴罗国际比赛首奖)等。其中2010年创作的歌剧《白蛇传》获得美国2011年普利策音乐奖。

陈怡:1983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及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周文中教授及达维多夫斯基教授),她不仅是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入选美国国家文理科学院终身院士的美籍华裔作曲家,也是首位在美国举办个人专场多媒体交响作品音乐会的女作曲家。主要作品包括管弦乐《动势》(获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艾夫斯作曲大奖)等。

词条

新潮音乐

提到新潮音乐,人们往往会想到谭盾、瞿小松、叶小钢这些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将学习到的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同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在中国音乐中前所未有地注入了音色音乐、偶然音乐、序列音乐和怪异的语调、尖锐的音响和越轨的章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代表作有瞿小松的《M
ongD ong》、谭盾的《风·雅·颂》等。

—-来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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