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对儿子的指导,除了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外,还涉及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他希望通过给傅聪介绍分析传统的哲学思想,使儿子懂得在艺术修养的问题上,应该尽量做到对感情有所控制。

  傅聪就读于克拉可夫作参赛准备时,傅雷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对他提到了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关系处理的妙处,以西洋古典音乐中的staccato(断音)pause(休止)等,结合国学中的音韵问题进行分析“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分析到了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同时指出了“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

  弹琴不能徒恃sensation,sensibility。那些心理作用太容易变。从这两方面得来的,必要经过理性的整理、归纳,才能深深的化入自己的心灵,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艺术家天生敏感,换一个地方,换一批群众,换一种精神气氛,不知不觉会改变自己的气质和表达方式但主要的是你心灵中最优秀最特出的部分,从人家那儿学来的精华,都要紧紧抓住,深深的种在自己性格里,无论何时何地这一部分始终不变。这样你才能把独有的特点培养得厚实。

  从上面的片段我们不难看见,傅聪那让人信服的东方化演绎,渗透着傅雷多少的笔墨和心血。

  傅雷非常注重对傅聪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多年的书信中,经常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很精辟的分析,以增强傅聪的艺术分析能力。同时,在日常书信中,也把东方的文化融入了傅聪的艺术思想中,使他的弹奏流露出令人信服的东方色彩。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作为一名翻译家的傅雷,通过自己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音乐的认识,准确地指出了傅聪如果要提高,需要的是理性而非sensation和sensibility。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在平时的练习多加注意。于是,在同年十一月六日的信里面,傅雷明确指出了练习不应该投入太多感情,而应“更要抑制一点”,以免对精力和健康造成损害。在这里,我不由得把著名的女大提琴家杜普雷(du
pre)和傅聪作了个比较。杜普雷也是四十年代左右出生,但她习惯于在练习中倾注全部的感情,这样一来,尽管她留下了不少举世闻名的经典录音,但在四十岁的时候便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舞台,七年后便匆匆辞世。而傅聪现在年逾花甲,仍活跃在舞台上,这不能不说有傅雷反复嘱咐的功劳。

  不知不觉,傅雷先生已经含冤离世35年了。而他那广为传阅的《傅雷家书》,历尽沧桑,也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到第五版(1998年)。傅雷于书信中对服从的谆谆教诲,成为不少知识分子教育子女的范例。而其中对文化艺术的评论,亦是其中的精华。

  为了艺术的修养,在heart过多的人还需要尽量自制。中国哲学的理想,佛教的理想,都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痴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

  在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的信里面,傅雷一方面为爱子感受性极强、极快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对此感到一丝担忧。他认为,对一切新的感受和认识,都要用冷静而强有力的智力进行分析,以使很快得来的新东西得到巩固。

  熟悉音乐的人都知道,肖邦的音乐属于浪漫主义乐派,里面充满易碎的欢乐和感伤,感情非常细腻,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其中暗藏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肖邦的音乐被人誉为“花丛中的大炮”。从这个角度看来,傅雷的信里面虽说是在谈论白居易,但对傅聪理解肖邦作品却自有其启发。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的练习中获得进步,傅聪也不例外,在比赛前,他往往是每天练习十小时。为父的傅雷了解到这些,自然深感欣慰,但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指出了傅聪练习中的一些问题。

  1957年,傅聪经过在波兰三个月的短暂准备后,参加了肖邦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位列哈拉谢维茨(Harasiewiz)和阿什肯纳齐(Ashkenazy)之后(这两位现在也是蜚声国际的大师),并获得马祖卡(mazurka)特别奖。当时的《法国晚报》就评论说,“才华毕露的是中国钢琴家傅聪,由于他优雅的文化背景和成熟的领悟能力,在全体参赛者里显得出类拔萃”。而在傅聪得奖23年后的1980年,另一个东方人–越南的邓泰松获得肖邦比赛冠军,评论界却波澜不惊。其中的反差,我认为大概可以归结到傅雷身上,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西方文化的准确掌握,以及艺术家的气质,都给了傅聪莫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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