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亲爱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阴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习惯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望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
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