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前对英国批评家的看法,太苛刻了些。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演奏家一样难得;大多数只能是平平庸庸的“职业批评家”。但寄回的评论中有几篇的确写得很中肯。例如五月七日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上署名J. H. Elliot[埃利奥特]
写的《从东方来的新的启示》(New Light from
theEast)说你并非完全接受西方音乐传统,而另有一种清新的前人所未有的观点。又说你离开西方传统的时候,总是以更好的东西去代替;而且即使是西方文化最严格的卫道者也不觉你的脱离西方传统有什么“乖张”“荒诞”,炫耀新奇的地方。这是真正理解到了你的特点。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旧能为西方最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我为之很高兴。且不说这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表现之一,并且正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希望你继续往这条路上前进!还有一月二日Hastings
Observer[《黑斯廷斯观察家报》[上署名Allan Biggs[阿伦·比格斯]
写的一篇评论,显出他是衷心受了感动而写的,全文没有空洞的赞美,处处都着着实实指出好在哪里。看来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的人了,因为他说在一生听到的上千钢琴家中,只有Pachmann[派克曼]①与Moiseiwitsch[莫依赛维奇]
②两个,有你那样的魅力。Pachmann
已经死了多少年了,而且他听到过“上千”钢琴家,准是个苍然老望了。关于你唱片的专评也写得好。

  孩子:两次妈妈给你写信,我都未动笔,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支。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筋疲力尽,无心再做旁的事。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决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弄艺术的人总不免有烦恼,尤其是旧知识分子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你虽然年轻,但是从我这儿沾染的旧知识分子的缺点也着实不少。但你四五年来来信,总说一投入工作就什么烦恼都忘了;能这样在工作中乐以忘忧,已经很不差了。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除了吃饭睡觉总是工作的时间多,空闲的时间少;所以即使烦恼,时间也不会太久,你说是不是?不过劳逸也要调节得好:你弄音乐,神经与感情特别紧张,一年下来也该彻底休息一下。暑假里到乡下去住个十天八天,不但身心得益,便是对你的音乐感受也有好处。何况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对他们的人情风俗也该体会观察。老关在伦敦,或者老是忙忙碌碌在各地奔走演出,一些不接触现实,并不相宜。见信后望立刻收拾行装,出去歇歇,即是三五天也是好的。

  要写的中文不洋化,只有多写。写的时候一定打草稿,细细改过。除此以外井无别法。特别把可要可不要的字剔干净。

  你近来专攻斯卡拉蒂,发见他的许多妙处,我并不奇怪。这是你喜欢亨特尔以后必然的结果。斯卡拉蒂的时代,文艺复兴在绘画与文学园地中的花朵已经开放完毕,开始转到音乐;人的思想感情正要求在另一种艺术中发泄,要求更直接刺激感官,比较更缥缈更自由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来满足它们的需要。所以当时的音乐作品特别有朝气,特别清新,正如文艺复兴前期绘画中的鲍蒂彻利。而且音乐规律还不像十八世纪末叶严格,有才能的作家容易发挥性灵。何况欧洲的音乐传统,在十七世纪时还非常薄弱,不像绘画与雕塑早在古希腊就有登峰造极的造诣,雕塑在纪元前六—四世纪在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一世纪。一片广大无边的处女地正有待于斯卡拉蒂及其以后的人去开垦。——写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常去大不列颠博物馆,那儿的艺术宝藏可说一辈子也享受不尽;为了你总的(全面的)艺术修养,你也该多多到那里去学习。我因为病的时候多,只能多接触艺术,除了原有的旧画以外,无意中研究起碑帖来了:现在对中国书法的变迁源流,已弄出一些眉目,对中国整个艺术史也增加了一些体会;可惜没有精神与你细谈。提到书法,忽然想起你在四月号《音乐与音乐家》杂志上的签字式,把聪字写成“聪”。须知末一笔不能往下拖长,因为行书草书,“一”或“…”才代表“心”字,你只能写成“聪”或“聪”。末一笔可以流露一些笔锋的余波,例如“聪”或“聪”,但切不可余锋太多,变成往下拖的一只脚。望注意。

  身在国外,靠艺术谋生而能不奔走于权贵之门,当然使我们安慰。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这点儿傲气也是中国艺术家最优美的传统之一,值得给西方做个榜样。可是别忘了一句老话: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调;你还没经过“岁寒”的考验,还得对自己提高警惕才好!一切珍重!千万珍重!

相关文章